爱森斯坦在20年代提出：“电影艺术的目的不在于形象地表现现实而在于表现概念”，认为电影“无所不能”，甚至想把《资本论》搬上银幕。这样用具像艺术表现抽象观念、在当时被看作是“空想”的的雄心，在80 年代哲学家德里达与建筑师埃森曼、屈米的“合唱”中终于得到了呼应。
德里达认为：解构不仅仅是对话语、哲学陈述或概念以及语义学的分析，它必须向制度、向社会和政治结构、向最顽固的传统挑战。而建筑必然隐含政治学的影响，不可能存在不考虑经济的、技术的、文化的和其它投入的建筑方面的论断。因此根本的有效的解构必须通过建筑来传递，必须通过建筑师同政治权力、文化权力、以及建筑教学所做的努力及交易来传递，当然这是极其困难的。因而，在他最初读到与自己一起被授权设计拉·维莱特公园（最后由屈米完成）的埃森曼大谈解构的方案及文本时，并没能准确地理解和反应过来，以为只是一般的“与解构类似的置换和运用”。但经过工作，参与建筑实验后，他认为埃森曼“在解构主义建筑这个名义下所做的是对解构最直接最强烈的肯定”，解构主义建筑“在建筑学意义上重建了建筑本身”。
这与其说是“哲学家与建筑师的共谋”，不如说是时代的另一种“集体无意识”。在彼得·埃森曼强调建筑师要好好研究黑格尔以后的欧洲哲学，其中最最重要的是德里达的解构哲学，认为“这是搞建筑的唯一途径”的同时，他也如实称：“蓝天组的沃尔夫·德·普利克斯、伯纳德·居米、兰姆.·库哈斯从来没读德里达，……没准儿屈米是例外。”证实这个趣闻的是：许多解构建筑的核心人物似乎并不愿承认自己是解构主义者。札哈·哈迪德到同济大学演讲，介绍她的魏尔市维特拉家具厂区消防站设计，虽然运用了她一贯的断裂、冲突、畸变，但只字未提解构，而是将她的这些手法与她自己所认为的“功能要求”相联系，说她的这些做法完全是出于功能的考虑。同被归为解构建筑大师，美国的旗手弗兰克·盖里:说：“我喜欢未完成的模样……那种速写式的情调，那种暂定的、凌乱的样子和进行中的情景，不爱那种自以为什么都最终解决了的样子。”，“我一直在寻找个人的语汇……从儿童的想入非非到对不协调和看来不合逻辑的体系的着迷。”，埃森曼却认为设计的过程就是要排除个人和文化的因素。